火神派的忠实传人,火神派主要传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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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唐步祺(1917-2004),四川永川县人,火神派的忠实传人。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。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于世,私淑郑钦安学术。唐氏幼承庭训,习郑氏之学,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

唐步祺(1917-2004),四川永川县人,火神派的忠实传人。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。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于世,私淑郑钦安学术。唐氏幼承庭训,习郑氏之学,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之门,继而问难于北京中医学院著名教授任应秋先生。行医半个多世纪,精于伤寒与郑欽安学术流派,善于应用大剂附子、姜、桂,屡起沉疴,世人誉称"唐火神"。

吴佩衡(1886-1971),名钟权,四川会理县人,云南四大名医之一,火神派的重要传人。18岁时,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。深精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等经典著作,中年以后,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,认为"盖凡一种学问,非寝馈其中数十年,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。"大力倡导经方学理,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,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。长于使用经方,擅用附子,胆识过人,对疑难重证,失治、误治病例,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。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0g,重则每剂250g-500g,剂量之大,世所罕见,名闻天下,因获"吴附子"雅号,成为火神派的重要传人。

唐氏服膺郑钦安之学,毕生研究、传承火神派学说,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研究,曾专门几次走访郑氏嫡孙及其亲属,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。历时十五年将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与《伤寒恒论》三书阐释完成,先后付梓。后又将郑氏三书统一体例,合为一本,定名为《郑钦安医书阐释》,1996年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,2004年由该社再次修订出版。各书"深受海内外医家赞赏,不仅国内慕名者上门求教络绎不绝,还远及欧、澳二州同道三次相邀讲学授业"。该书对郑氏原著精勘细校,订正错讹,按节进行阐释,并融入自己的心得体会,附有自己的案例约40个,在该书的序、跋文中,唐氏还对郑氏学说作了初步的归纳整理,这些都使该书成为研究、传承火神派的重要文献。就此而论,唐氏可谓用心最专,用力最勤,成绩最著,称得上火神派最忠实的传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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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郭子光教授为该书作序称:唐氏"对郑氏著作研究有素,不惜数年之精力,逐条逐句,细勘点校,并附阐释,旁征博引,彰明义理,展现奥旨,又将自己实践心得融于其中,是以学知所用,确非随文释义者可比。"此评确实公允。该书出版后,"海内外反应强烈,谓其能自成体系,独立医林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。海外弟子还邀请两赴欧洲,一赴新西兰讲学授徒,其门人广布国内及欧、亚、澳洲。" 唐氏另外著有《咳嗽之辨证论治》一书,1982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。

吴氏热心中医事业,1930年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, 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,抗议汪精卫取締中医之反动条例。其后留沪行医六载。抗战前夕返回昆明,被推选为省、市中医师会理事长。1945年创办《国医周刊》以资促进中医学术交流。1948-1950年间,创立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枝,任校长职,首开云南中医办校之先河。

一、服膺郑氏,阐释其说

解放后,先后任云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、云南省中医学校校长、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,桃李满门,为火神派的传播竭尽力量。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云南中医分会副会长、云南省政^常委等职。1956年、1959年两次赴京,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及文教卫牛.群英大会。毕生从事中医事业,为继承租国医学,培育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。

唐步祺先生"无限欽佩郑氏之学验俱丰",毕生研究、传承火神派学说,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研究。其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《郑钦安医书阐释》中,多系维护、阐释郑氏学术之论,发扬光大火神派学说。对郑氏的主要学术观点给予初步归纳总结;对其独特的学识见解能够慧眼识珠,着重昭示,从而忠实的阐释、传承了郑氏火神派学说。在《郑钦安医书阐释》的"前言"中,他归纳郑氏学术观点,主要有三点-―是阴阳为纲,尤重心肾阳气。二是百病不离六经气化。三是联系实际,阐释伤寒精义。从研究角度讲,这种归纳有些浮泛,似乎难以看出郑氏学说的独到与精深,距离系统的研究尚有不足。当然,这并不排斥、降低他对郑钦安著作的阐释之功。

主要著作有:《中医病理学》、《伤寒论条解》、《伤寒与瘟疫之分辨》、《麻疹发微》、《吴佩衡医案》、《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占今谈》、《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》、《医药简述》、《伤寒论新注》等。

唐氏在阐释过程中评点、昭示了郑氏学说中的精华之处, 是其一项重要贡献,其可圈可点处颇多,例如:"他(郑欽安)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, 大量运用理中、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,如血证、心痛、头痛、咳嗽、脐痛、中风、发斑、胃痛、痿蹵、谵语,以及耳、目、喉、舌、齿、鼻等百余种病证,均能见微知著,活法圆通,技巧独超,疗效卓然……大大扩展了仲景三阴症四逆辈的治疗范围。"

吴佩衡对《伤寒论》和郑钦安的学说十分推崇,^以说忠实的传承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,从理论到实践乃至教学一以贯之。他说:"郑钦安先生的著作,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,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。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,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"(为刘铁庵編幕的《郑钦安之医学》题词〗。1962年,吴氏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时,再次将《医理真传》和《医法圆通》作为教参资料翻印,在教学中推广。

"其所长尤在阳虚症,屡用大剂量姜、桂、附,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重病患者","对仲景三阴病理法方药之发挥,实达精深入微之地步。"

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述郑氏学说,在治好昆明市长之子伤寒重症时,甚至还引用了郑钦安的一首诗,既述阴盛格阳之理,又表卩〗自己心迹。他的一些理论见解,也脱胎于郑氏学说,例如他总结的辨别寒热的十六字诀:寒证"身重恶寒,目暝嗜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"。热证"身轻恶热,张目不眠, 声音洪亮,口臭气粗",即源于郑氏的"阴阳辨诀",郑氏说"阳虚病,其人……目暝倦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,身重畏寒。""阴虚病,其人……张目不眠,声音响亮,口臭气粗,身轻恶热",两相对比,一目了然。

郑氏善用四逆辈,化裁推广而治疗百余种病,唐认为"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","直可说前无古人"。认为郑氏经验, "对治疗慢性疾病,独辟蹊径,自成一家,实为继承和发挥仲景学术传世之作。"

与郑钦安一样,吴氏临床善用附子和四逆辈,而且在剂量和应用范围等方面有所突破。郑氏所制潜阳丹也为吴氏所赏用。总结吴氏理论和经验,大致可以归纳如下:

郑氏"阳虚阴虚辨证纲要……最切实用。" "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,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。"必须根据"辨认阴虚、阳虚要诀判明",切不可误识为外感阳症或阴虚火旺。

一、精辨寒热,十六字诀

对于郑钦安与张景岳之间的不同,唐氏指出:"张景岳曾以人参、熟地、附子、大黄为药中之四维,推人参、熟地为良相,附子、大黄为良将,是颇有见地的。但其用药,则多重相而轻将。郑氏善于将将,常用附子、大黄,令人起死回生,与张氏可谓各有千秋。"这种评价非常精辟,指出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,点明火神派和温补派之间的差异。

"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",郑钦安辨证论治讲究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,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,因此他"认证只分阴阳","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"。吴氏传承郑欽安的火神派理论,首先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,善于在"阴阳上探求至理",他说:"识病之要在于识证,识证之要在于明辨阴阳,唯辨证确凿,方能对证下药,得心应手。""识别阴阳为治病之定法,守约之功也"(《医驗一浔录》)。与郑氏阴阳为纲,判分万病的思想同出一辙。郑氏在这方面总结出的"阴阳辨诀"、"用药真机",是辨认阴阳的宝贵经验,吴氏学而承之, 总结出了寒热辨证的基本纲领"十六字诀",即热证为"身轻恶热,张目不眠,声音洪亮,口臭气粗";寒证为"身重恶寒, 目瞑嗜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"。真热证兼见烦渴喜冷饮, 口气蒸手;真寒证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,口气不蒸手。

亳无疑问,以上他对郑氏学说的总结和点评,皆具见地, 启人思路,有助于后学对郑氏学说的理解与传承,当然对研究火神派学说亦颇多启迪。

吴氏谓:"万病有虚实寒热,临床之际,务必本此原则,庶不致贻误。"不论患者症状如何繁杂多变,疑似隐约,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全面诊察之后,以此作为辨证的要领,则热证、寒证的诊断不难以确立。"凡病有真热证与真寒证之分,又有真热假寒证与真寒假热证之别。然真者易识,而假者难辨。《内经》曰'治病必求于本',即凡病当须辨明阴阳之意也。"

对于郑氏著作的阐释,唐氏并非完全随文衍义,盲目附和,对于郑氏疏忽不确之处,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例如,在《医法圆通卷一》中,郑氏说到,"口苦者,心胆有热也……口糜者,满口生白疮,系胃火旺也。"对此,唐氏提出不同见解, 认为口苦属热之说,"不可拘执",验之临床,确有口苦并不属热者,本书"真气上浮,须识阴火"一节提到的刘力红教授治案就是一个证明。至于口糜,西医学称为"口腔溃疡"者,“亦非仅由于胃火所致”,尚有因虚火上浮而引直起者,唐氏并举出自己的案例证明,先用炮姜甘草汤加桔梗,继以附子理中汤,善后用潜阳丹,此后,用上法“治愈数这类患者数十人”,可见此种类型患者并不少见。郑氏一向强调真气上浮理论,对头面五官各症,常存阴火概念,此处对口苦、口糜之症,竟直断为“心胆有热”、“胃火旺”,忽略了虚火上浮的可能性,也算百密一疏,被唐氏慧眼识出。

在《吴佩衡医案》中计有阳极似阴、阴极似阳阴阳错杂多个案例,我们在阐述郑氏学说时曾经举过几个案例,每案皆寒热错杂,阴阳难辨,吴氏以"十六字诀"为纲,熟谙阴阳趋极之变,在辨识阴证方面尤为擅长。我们知道,郑欽安判断阴证的"真机"是:只要舌不红绛,苔不黄燥,口不渴,不思冷水,口气不粗不热,二便不黄赤秘结,"即外现大热,身疼头痛,目肿,口疮,一切诸症,一概不究",一律按阴证看待, 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"用药真机"。强调舌象、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(反过来就是阳证)时的重要意义,这可以说是判断阴症的最后底线。吴氏在错综复杂的病情中,辨假识真,蹈危如平,从而演绎出许多回阳救逆的精彩案例,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水平,这正是他最重要的学术经验之―。下面再举案例证之。

二、常用方药经验

某男,20余岁,体质素弱。始因腹痛便秘而发热,医者诊为瘀热内滞,以桃仁承气汤下之,病情反重,出现发狂奔走,言语错乱。延吴氏诊视,脉沉迟无力,舌红津枯但不渴, 微喜热饮而不多,气息喘促而短,有欲脱之势。断为阴证误下,逼阳暴脱之证,拟大剂回阳饮(即四逆汤加肉桂)与服。附片130g干姜50g,上肉桂13g〖研末,泡水兑入),甘草10g。服后鼻孔流血,大便亦下黑血。认为非服温热药所致,实由桃仁承气汤误下后,致血脱成瘀,已成离经败坏之血,今& 得温运气血,不能再行归经,遂上行下注而致鼻衄便血。次日,复诊见脉微神衰,嗜卧懒言,神识巳转清。原方再服一剂,衄《血便血均止,口微燥,此系阳气巳回,营阴尚虚,继以四逆汤加人参连进四剂而愈(《吴佩衡医案》)。

理论上唐氏服膺郑氏之学,实践中唐氏则身体力行,善于运用郑氏倡导之法和推荐之方(包括郑氏自拟之方),在临床中验证其可行、可信与否。结果,唐氏屡次说到,"多年临床考验,确信其真","此等治法,皆本钦安之说也。"

此症舌红津枯,发狂奔走,颇似阳证。但脉沉迟无力,微喜热饮,参考误下之后,病情反重,气息喘促,判为逼阳暴脱之证,用大剂回阳饮收效。

作为火神派的传人,唐氏自然赞崇附子,擅用附子,推"附子为热药之冠",用附子剂量颇大,自谓:"临证数十年来, 以善用姜桂附闻于世","对治阳虚渚种病症,用姜附少则308,多达2508,从未发生任何副作用,真是药到病除",乃至人誉"唐火神"。

马某,13岁,患伤寒已廿余日,"身热夜重,体温40度余,反不恶寒,两颧发赤,唇焦而起血壳,头昏不食,欲寐无神,饮水不多,心烦胸闷,冒逆欲呕,小便短赤,大便数日不通,白痞遍体如麻,脉沉而紧,舌苔白腻"。此症身热夜重, 两颧发赤,唇焦而起血壳,心烦,小便短赤,大便不通,极易认作实热,但吴氏综合分析,从脉沉而紧,舌苔白膩、"欲寐无神,饮水不多"着眼,认为"寒邪引入阴分,格拒真阳浮越于外",阳虚阴盛之象,法当扶阳温化,破阴回阳,以白通汤3剂治之而愈。

考唐氏常用之方,确实多系郑氏推荐之方和郑氏自拟之方,其书中披露常用之方,主要是四逆汤、附子理中汤、补坎益离丹、麻辛附子汤、干姜甘草汤、潜阳丹、封髄丹、白通汤等等,唐氏运用这些方剂,时有新意,下面分別介绍。

以上案例可以看出,吴氏确有一套辨识寒热真假的功夫,即使在尿赤便秘、舌红津枯、咯血盈碗、唇焦起壳等种种并不符合郑氏"用药真机"的情况下,在一派热象中辨出真寒,投以大剂附子取效,历惊涉险,确实有胆有识,见解高超。

(一)四逆汤

疑似不定,试投肉桂。姜附之剂偏于峻热,人所共知。当病家对投用大剂姜附犹疑不决时,吴氏还有试服一招,即先让患者服用肉桂(研末泡水)试之,果系阴证,患者必能耐受;反之,可知辨证之误,但亦不致酿成恶果,显出圆机活法之妙,此乃吴氏独到经验。下面案例证之。

此为郑钦安最常用系列方,唐氏自然擅长使用,曾谓数十年临床经验,凡遇阳虚症,无论一般所称之肾炎、肝炎、肺炎、心肌炎、胃炎等等,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,即不考虑炎症,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,取得满意效果,益佩郑氏之卓见。"如他治心痛欲死,用吴萸四逆汤加元胡;治咳嗽不已用四逆加麻、桂、辛;治肠鸣泄泻用四逆加肉桂,姜附可用至250g;治齿缝流血用四逆加肉桂等等。

杨某,32岁。始因风寒身热头痛,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,愈进愈剧,延吴氏诊治。患者"目赤,唇肿而焦, 赤足露身,烦躁不眠,神昏谵语,身热似火,渴喜滚烫水饮。小便短赤,大便已数日不解,食物不进,脉浮虚欲散。吴氏认为,如是热症,"应见大渴饮冷,岂有尚喜滚饮乎?况脉虚浮欲散,是为阳气将脱之兆。"急宜回阳收纳,拟白通汤为治。方子开好,病家犹疑未用。吴氏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,若能耐受,则说明病属阴证,病家如法试之。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,人事稍清,内心爽快,遂进白通汤加肉桂,附子用至60g,病情即减。连进十余剂,诸症俱愈。

唐氏认为,白通汤能通调周身上下之阳气,为治阳隔于上之要方。用治高烧不退,慢性咽炎,疗效满意。故而善用本方治疗阴盛格阳所致之高烧不退,上热下寒,久治不愈者,例案用附子30g,干姜20g,葱白30g,童便为引,一剂减轻,二剂痊愈。此法治愈病人,"其例不下十数"。

二、推重阳气,擅用附子

(二)附子理中汤

吴氏十分尊崇《伤寒论》和郑钦安温扶阳气的观点,认为阳气乃人身立命之本,对于保存阳气的意义有深刻认识:"真阳之火能生气,邪热之火能伤气;邪热之火必须消灭,真阳之火则决不可损也。只有真气运行不息,才能生化无穷,机体才有生命活动。"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,抓住温扶阳气这一主要环节,这应该说是吴氏学术思想的核心,当然也是他擅用附子等辛热药物的理论根基。

比较而言,唐氏最赏用此方,其书中治疗方案中附子理中汤出现的频次最高,案例最多,足见他对本方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。观其所治病症,悉属阴盛阳虚引起,归纳如下:

吴氏擅用附子,将"一团烈火"的附子作为"回阳救逆第一品药",善于广用、重用、专用之,胆识兼备,屡起疑难大症,世誉"吴附子",可谓实至名归,其用附子风格、法度直逼郑钦安。下面分别论之。

1.头面五官病症

1.广用

乳蛾(慢性咽、喉炎):久治不愈者,先以炮姜甘草汤加桔梗,接用附子理中汤加桔梗,或潜阳丹。

吴氏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,广泛应用附子,但凡面色淡白无华(或兼夹青色),倦怠无神,少气懒言,力不从心,动则心慌气短,自汗食少,畏食酸冷,溺清便溏,诸寒引痛,易感风寒,甚或形寒怕冷,手足厥逆,恶寒倦卧,喜暧向阳,多重衣被,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,舌质淡(或兼夹身色),舌苔白滑或白膩,脉象多见沉、迟、细、弱、虚、紧等。总之,凡见阴症都可以用附子进行治疗。在《吴佩衡医案》中,阴症计有55例,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各科多个病种,每案均用附子,可谓方方不离附子,且均为君药,剂量恒重,远超过其他药味。其中四逆辈(四逆汤、白通汤、附子甘草汤等)37案,麻辛附子汤8案,含附子方(如真武汤、乌梅丸、潜阳丹、应症方加附子等)10案,尤可钦者,即或孕妇患阴证,亦用附子,且量重惊人。

口糜(口腔溃疡、例案蒋某,"虽满口溃疡,而却纯阴毕露",先用炮姜甘草汤加桔梗,继以附子理中汤,最后用潜阳丹,用上法"治愈这类患者数十人"。

如孕妇哮喘案:郑某,25岁。慢性哮喘病已14年,现身孕4月余。症见咳嗽短气而喘,痰多色白,咽喉不利,时发喘息哮鸣。面色淡而少华,目眶、口唇含青乌色。胸中闷胀、少气懒言,咳声低弱,咳时则由胸部牵引小腹作痛。舌苔白滑厚膩,舌质含青色,脉现弦滑,沉取则弱而无力,判为风寒伏于肺胃,久咳肺肾气虚,阳不足以运行,寒湿痰饮阻遏而成是证。法当开提表寒,补肾纳气,温化痰湿,方用小青龙汤加附片,附片开手即用100g。 二剂后,咳喘各症均减。继用四逆、二陈合方加麻、辛、桂。附片加至200g,服后喘咳皆减轻。共服30余剂,哮喘咳嗽日渐平息痊愈。身孕无恙,至足月顺产一子。吴氏曰:"昔有谓妇人身孕,乌、附、半夏皆所禁用,其实不然。盖乌,附、半夏,生者具有毒性,固不能服,只要炮制煎煮得法,去除毐性,因病施用,孕妇服之亦无妨碍。妇《人怀孕,身为疾病所缠……务使邪去而正安,此实为安胎、固胎之要义。《内经》云:4妇人重身,毒之何如……有故无殒, 亦无殒也。'此乃有是病而用是药,所谓有病则病当之,故孕妇无殒,胎亦无殒也。

口臭:郑氏用潜阳丹,唐则用附子理中汤。

2.重用

喘咳痰涌:只要是泡沫、痰涎,气喘,恶寒,"投以附子理中加砂仁,无不应手辄效。

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点即善用附子,而且剂量超常。作为该派传人,吴氏不仅广用附子,而且善用大剂量,惊世骇俗,可谓无出其右者。他认为:"病至危笃之时,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。若病重药轻,犹兵不胜敌,不能克服。因此, 处方用药应当随其病变而有不同……古有'病大药大,病毒药毒'之说,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需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。否则,杯水车薪敷衍塞责,贻误病机,则危殆难挽矣。"

2.脾胃脘腹病症

在《吴佩衡医案》中,使用附子共计56案,其中成人47 案,初诊方100g以上者22例;60g以上者11例;30g以上者12例。复诊逐渐加量至150g者4例;加量至200g者5例; 剂量最大者如治省立昆华医院院长秦某独子(13岁)的伤寒重症案,初诊方即用250g,后加至每剂400g,而且昼夜连进2剂,合起来就是800g,终于挽回厥脱重症,令人惊心动魄。

胃病不食,附子理中汤加肉桂、砂仁,效如桴鼓。

不仅在成人中投用大剂量,而且对婴幼儿童也敢于放手加量,胆识确非常医可及。如童子痨案:张某,8岁。禀赋不足,形体羸弱。受寒起病,脉来浮滑,兼有紧象,指纹色淡而青,舌苔白滑,质含青色。涕清,咳嗽而加痰涌。发热、恶寒,头昏痛,喜热饮。缘由风寒表邪,引动内停之寒湿水饮,肺气不利,阻遏太阳经气出入之机,拟小青龙汤加附子助阳解表化饮除痰。附片用至30g,服后得微汗,身热始退,表邪已解,寒痰未净,守原方去杭芍、麻茸加茯苓10g、白术12g连进二剂,饮食已如常。惟仍涕清痰多,面浮,午后潮热,自汗,腹中时而隐痛。殊料病家对吴氏信任不专,另延中医诊视,云误服附子,中毒难解,处以清热利湿之剂,反见病重, 出现风动之状,双目上视,唇縮而青,肢厥抽掣,汗出欲绝。又急促吴氏诊视,具述误治经过,乃主以大剂加味四逆汤治之。附片用至100g,连服二次,风状已减,不再抽掣。原方加口芪、白术、茯苓连进数十余剂始奏全功。8岁小儿前后共服附片量逾5000g,"并无中毒,且患儿病愈之后,身体健康, 体质丰盛胜于病前,多年无恙"。

反胃:附子理中汤加吴萸、半夏。

又如治3岁甘某"麻疹误服表凉药转阴证案":发热已五六日,"昏迷无神",投白通汤,附子用至60g, 二剂即愈。另如治朱某小儿,诞生方十余天,目赤肿痛,诊为虚阳浮越所致,用附子甘草汤,附子用至10g, 2剂目肿渐消。

贲门癌:大剂附子理中汤。

3.专用

脱肛:附子理中汤加升麻、米壳。

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的同时,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,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重要区别。吴氏在这一点上, 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火神派风格。他认为扶阳驱寒,宜温而不宜补,温则气血流通,补则寒湿易滞。因此他用扶阳诸方所治阴证案例,绝少夹用滋补药品,这方面他较郑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比如张景岳所制回阳饮,系四逆汤加人参,郑欽安虽然认为人参是阴药,"用为补阳回阳,大悖经旨",但他在临床中犹时或用之。而吴氏所用回阳饮,乃是四逆汤加肉桂,摒弃人参。

冷秘:附子理中汤加大黄,便通后用回阳饮加肉桂、砂仁。或附子理中汤加半硫丸、肉苁蓉、麻杏仁,屡效。认为半硫丸为阴结之良剂。

不用,绝对不夹阴药。不仅如此,即或补气药也绝少应用,嫌 其掣肘。观吴氏各案,用药专精,法度严谨,"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他药品,如果加入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;加入补剂则闭门留寇,必致传经变证,渐转危笃费治"(《医药简述》)。这方面,他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。例如:风湿关节痹痛案:田某之妻,三十余岁。患风湿痹证,右手关节疼痛发麻,自觉骨间灼热,但又见寒生畏。病已十余日,曾服四逆汤加白术、当归等剂未效,疼痛忽轻忽重,固着肩肘,痛甚不休。吴氏审病査方,认为乃风寒湿邪杂合而至, 阻遏经脉,阳不足以运行通利关节,不通则痛。"虽应用姜附之辛温以化散寒湿,然杂以归术之壅补滋腻,犹如闭门捉寇, 遂使邪气难化。因照前方太-归、术加人桂枝、细辛、茯苓治之",一剂显效,二剂霍然。

慢脾风:附子理中加砂仁、半夏、琥珀,例案连服8剂而愈,此法治愈数十人。

胸痹心痛案:杨某,50余岁。患胸痹心痛证,曾服桂附理中汤,重用党参、白术并加当归,服后病未见减。每于发作之时,心胸撮痛,有如气结在胸,甚则痛彻肩背,水米不进。痛甚则面唇发靑,冷汗淋漓,脉息迟弱,昏绝欲毙,危在旦夕。吴氏认为此乃土虚无以制水,阳衰不能镇阴,致下焦肝肾阴邪夹寒水上凌心肺而成是状。"然寒水已犯中宫,骤以参术当归之峻补,有如髙筑堤堰堵截水道,水邪无由所出之路,岸高浪急,阴气上游,势必凌心作痛。斯时不宜壅补过早,法当振奋心阳,使心气旺盛,则阴寒水邪自散矣"。方用四逆汤合瓜萎薤白汤加桂:天雄片100g,干姜30g,薤白10g,瓜蒌实10g,公丁 10g,上肉桂10g (研末,泡水兑人),甘草5g。 一剂痛减其半,二剂加茯苓30g以化气行水,则痛减七、八分,三剂后胸痛若失。以上二案,充分体现了吴氏用药精专,投用附子,不夹阴药、补药的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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