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宋元时期医德发展,思想的当代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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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隋唐时期,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,医药学思维活跃,内外交流频繁,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。在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,医德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在医德

隋唐时期,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,医药学思维活跃,内外交流频繁,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。在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,医德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在医德的发展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巢元方(生卒年代不详)、孙思邈(公元581—682年)、鉴真(公元698—763年)和王焘(生卒年代不祥)等。唐代的孙思邈不但继承了我国古代医德思想,并且搜集整理并精心加工构思,编著成了集古代医德之大成的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,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德思想并使之逐渐系统化,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。特别在其著作中的“大医精诚”和“大医习业”两篇中,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医的目的、献身精神、服务态度、学习态度、品德修养等医德问题。他强调医家必须具备“精”和“诚”。“精”指精湛的医术;“诚”指高尚的医德。他明确指出学医人首先要有仁爱的“大慈恻隐之心”、“好生之德”,对病人要“普同一等”、“一心赴救”。只有具备“精”和“诚”的医家才是“大医”,即高尚而优秀的医家。而孙思邈就是一个被历史上医家所推崇的“精诚大医”。

道教界应继承好“道医同源”的传统,把道教界学医、重医的传统恢复起来,使之成为道教徒学道、修道的必要内容。

在宋代,一方面是传统医德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;另一方面,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,又建立了许多新的医德观念。如人体解剖研究的观念,法医检验的道德观念,倡导优生的生命质量观念,环境卫生建设的道德观念等。这些新医德观念的建立,对传统医德有突破和新的发展。此外,张杲的《医说》、寇宗爽的《医家八要》篇、林逋的《省心录·论医》、陈自明(约1190—1270年)的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、南宋时的《医工论》等著作中,对医德规范均有具体和详细的论述,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医学的医德规范、医德教育和医德理论已日臻完善。

道教界应继承好“道医同源”的传统,把道教界学医、重医的传统恢复起来,使之成为道教徒学道、修道的必要内容。

金元时期,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,充分体现了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。这时期的医学界出现了四大学派,即寒凉派刘完素(约1120—1200年);攻下派张从正(约1156—1228年);补元派李杲(1180—1251年);养阴派朱震亨(1281—1358年)。这四大派各树一帜,他们勇于突破旧的学说,提出新的学术见解,对推动医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这一时期的医德除了继承“济世救人”的传统外,突出表现为:关心人民疾苦,热心救治,不计名利和图报的道德风尚和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、遵古不泥古、探索争鸣的创新精神,以及热衷医业、勤求博采、勇于实践、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。如刘完素认为,“医道以济世为良,而愈病为善。”用什么去评价一个医生的医道和医德呢?根本一点就是医疗效果——济世和愈病。他在《保命集·原道论》中说:“主性命者在乎人,去性命者亦在乎人,养性命者亦在乎人,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”。从中阐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,而不是由“天数命定”的道理。这种尊重人的尊严、尊重人的价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精神,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一个新发展。刘完素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具体体现了这种医学人道主义思想。传说有一次,他在河北保定遇见一路出殡人群,路人说死者是一个因难产而刚死的妇女。他停下来仔细察看了从棺中流出的鲜血,认定该妇女尚未死亡,当即求其家属打开棺材。他首先给此妇女在诵泉穴针灸,妇人即开始苏醒,渐有生气,继而又针灸合谷、至阴二穴,结果腹中胎儿产下,母子再生。这就是关于刘完素“一针救二命”的民间传说。

一 道教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生命的宗教,历来就有重视医药卫生之道的传统,涌现出诸多深谙医药之学的高道,他们不仅是道门的宗师,也是中国医药学史上的大医家。他们在道教仙道贵生、养生修真、济世利人、修道积德、生道合一等思想宗旨的指导下,通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,在人体医学、病因病理学、治疗学、食疗学、疾病预防学、药物学(本草学及化学制药学)和医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,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教医学流派,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著名道教人物葛洪,不仅是道教的思想家,也是著名的医学家。他编著的《肘后备急方》,对伤寒、温病、疟疾、痢疾、时气、瘟疫、疫疠、丹毒病、沙虱病、食物中毒等疾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记载。著名道教宗师陶弘景,著《肘后一百方》、整理校订并集注《神农本草经》,对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。葛洪与陶弘景作为道教早期的代表性人物,他们既重道又重医的传统一直为道教继承和发扬,并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可以说,不论从理论层面,还是从实践层面,道教文化与中医学都存在着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。深入探究并挖掘这一学术矿藏,无疑是当代学人一项文化责任,而且对于今天我国中医药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启发。其中,孙思邈提出的“大医”思想,就特别值得探讨,以昭示其中蕴含的现代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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